““安倍经济学”一地鸡毛 三大问题铸成败局”

上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推迟原定的第二阶段提高支出税计划，解散众议院举行早期选举。 在集中全球市场观察力的“安倍经济学”推进快两年的情况下，这不仅是安倍为经济政策打了最后一仗，基本上宣布了安倍经济学的破产。 安倍上台以来，其经济政策备受期待，金融市场也因上涨而备受欢迎，但笔者从日本经济困境的根源出发，结合安倍政策的逻辑，从一开始就相信它最终会成为鸡毛。

安倍经济学的逻辑是什么？ 是激进的货币刺激、财政刺激和全面结构改革三位一体的推进，以前是两者打破通货紧缩循环这个命门搞活经济，在此基础上推进结构改革，提高潜在增长能力，通过增长处理债务问题。 这样全面的经济振兴计划看起来完美无瑕，但为什么会失败呢？

首先，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历史经验预示着失败成为必然。

日本是最先实施零利率和qe的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入零利率，从2001年开始实施qe。 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面临的困境从特征到根源都没有改变，实施20年来的极宽松货币政策也没有处理好问题。 安倍用什么样的法术让自己的手展现出奇效呢？

量化宽松拉动日本经济只能依靠汇率，但日本出口依存度高，在某些领域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因此人们对货币宽松拉动外需，进而将经济从通货紧缩中拖出来寄予厚望。 从现实情况看，从年末到现在，日元最大贬值幅度接近50%，公司利润上升，推动了日股上涨，物价也开始呈现上涨的迹象，经济似乎如预期般良性变化。 但是，仔细分析后就会发现，这种变化大部分是日元贬值引起的数字账面变化。 据统计，去年日本制造业8成的新增利润来自贬值带来的会计效应，但出口不容乐观，年出口名义值同比增长9.5%，但显示出口数量的指标减少1.5%，因贬值等因素连续3年出现贸易赤字。

这些因素，加上消费税上调预期的推动下的一次不重复的支出上涨，使得cpi在年中期首次从负转为正。 但是，这个正不是被正常诉求所牵引的结果。 因为这不是良性的，不是政策的初衷。 居民部门的实际收入完全没有增长，物价上涨导致大部分人的实际收入下降。

其次，财政政策陷入了与前几次刺激相似的困境。

并不是像货币政策一样阀门无限大，危害不会马上显现，而是财政刺激的价格马上就知道，一旦刺激，杠杆率就会上升。 经典凯恩斯理论认为，财政刺激政策只适用于经济周期下行阶段，经济向上时税收增长支出减少，债务由此下降，届时作为分母的gdp也随之增大。 这样，债务率随着经济复苏而下降。 但是，日本完全不是这样。 每次刺激只有短期且微弱的作用，负债率几乎没有随着经济上升而下降。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负债率持续上升了20多年。 1991年日本的债务/gdp为67%，现在上升到惊人的230%，远远超过美国、欧洲，远远高于意大利、希腊。

在严峻的财政形势下，政府和民间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往往刺激一个时期，经济刚出现一点好转的迹象就“救火”，但一会儿经济就太差了，无法忍受，再次提振财政刺激。 这样，有人认为经济持续好转是因为上次财政刺激“救火”太早了。 所以这次安倍政权虽然刺激很大，但没能摆脱魔咒的束缚，最终必须加税。

财政政策还面临着逻辑困境，这更是致命的。 目前日本政府债务率高耸入云也能运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物价长时间负增长，政府融资价格极低，几乎接近零。 拼命追求的通货膨胀真正稳定下来后，债市有可能大幅下跌，政府的债务发行价格有可能大幅上升，对于每年靠债务发行支撑一半支出的政府来说，有可能很快陷入不可持续的状态。

所以，无论从历史上还是逻辑上看，如果没有改革的配合，安倍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都注定要失败。 因此，作为第三支箭的结构改革让很多人期待着，但它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几年后，人们会发现雄心勃勃的“安倍经济学”再次辜负了人们的期望，就像历史上任何断断续续、收效甚微的政策一样。 但是，有必要深刻反省安倍的疯狂实验。

一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长期中性问题。 虽然经济学理论已经有论证，但日本20多年的实践仍然对这种枯燥的理论给予了生动的注释。 最初，人们把日本经济不振归结为泡沫经济崩溃后金融体系建设太晚，后来公司填补了坏账黑洞，影响了投资热情。 虽然这些是启动财政货币刺激的绝佳理由，但持续20多年的财政货币刺激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恢复日本经济的疲软，从周期的角度很明显无法解释任何理由。

第二，经济增长是推进改革的先决条件吗？ 如上所述，一国长期的经济增长能力取决于其供给面，财政货币刺激诉求不仅长期无效有害。 对日本来说，阻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有人口减少和老化、市场封闭、产业管制、劳动力市场扭曲等，只有这些问题得到处理，日本经济才能逐渐恢复活力。 很明显，社会各界和安倍内阁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 安倍也在努力发射“第三支箭”，但效果不明显。 这与改革总是需要时间，见效慢有关，但第一是改革决心和阻力之间竞争的问题，特别是对日本这样高度成熟的经济来说，要推进改革，必然要损害某些人的利益。

是相对宽松的经济有利于改革，还是严峻的局面有利于改革？ 目前国内围绕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论。 没有证据表明宽松经济是改革的前置条件。 我相信改革能否推进与经济环境无关，只与改革的决心有关。 2003年，德国总理施罗德提出被称为“议程”的改革计划时，德国经济形势严峻，改革的首要文案对福利削减政策阻力很大。 但是，施罗德必须不惜力量推进自己的政党失去政权，从而成就了德国今天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日本很可能错误地看待“通货紧缩”问题。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日本现在的通缩，一直被认为是通缩危害的最佳例证。 所以，无论理论界还是日本政府，都把切断通缩向下的螺旋作为问题处理的核心环节。 日本到现在为止进行了几次大放水，结果物价短期内有所增长，接下来回到了地平线以下。 极端货币派的人认为这是由于量化宽松还不够大胆所致。 因此，此次日本央行不仅进行了普通的量化宽松，还进行了升级版的“质化量化宽松”，基轴货币的数量目标也从60兆提到了70兆，进入了80兆的养老金股市。 这些疯狂的举动都是遵循着上涨物价，切断通货紧缩螺旋的目的。

我觉得这个想法有问题。 在0-1%gdp和0-2%通货紧缩下，零级名义利率约等于1%-2%的实际利率，可以说日本经济维持了这样的组合很长一段时间进入了均衡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实际gdp增长率可能正好是潜在增长率，但通货紧缩可能不会构成根本威胁。 世界上可能有通缩和“日本式通缩”两种通缩。 日本式通货紧缩可能不是生产缺口的结果，也不会进一步扩大生产缺口。 如果是这样的话，用大量的货币、财政弹药轰炸它是愚蠢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无视它，投身结构改革，稍微提高一下可怜的潜在增长率。

来源：时代商情报